第436章 法军的战地医疗体系

    得益于黎塞留公爵当政时期，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军制改革，于是在其后一百多年来，法国-军队的医疗系统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各国军队中最好的，也是最先进的，就连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也赶不上。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在1772年和1788年，有过两次推动医疗系统现代化的努力，这些都是欧洲各国纷纷效仿的典范。
　　回到眼下，共和国-军队的战地医疗体系，大体上也延续了波旁王朝时代的做法，即分为战场救护所、野战流动医院与后方总医院（综合医院），这三级医疗救护保障系统。
　　当然了，如果分得更细一点，还可以算上分布于巴黎、里尔、里昂、梅斯、奥尔良、马赛、南特、鲁昂、图卢兹、第戎、斯特拉斯堡等各个大城市里，具有康复、疗养、抚恤与纪念性质的荣军院。
　　依照法军总医院的首席军医官，佩尔西上校发布的“战场救护指南”：一旦士兵受伤之后，首先是由战地救护所的医护兵进行初步的紧急包扎；然后，通过专门的急救车，在3到5小时内送到师级或军级的野战医院，归于主任医生诊治分类，交给临床医生进行相应治疗；最后，需要进行后续治疗的士兵，则在48到72小时内，转送后方综合医院，也就是位于科布伦茨的总医院。
　　至于担当医护兵的人选，除了专业医学院出来的实习医生，懂得救护常识的女护士、女商贩或是随军神父外，还有经过战地总医院或野战医院短期培训过的士兵，为此后者将额外获得一份军饷。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军队习惯以旅或团为单位，设置一个野战医院。每一个团都设立一个野战医院，配置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助手，一个医疗管事。
　　但事实证明，这种医疗救护的效率并不好，尤其是在战事异常激烈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
　　于是在佩尔西军医官的倡议下，从1794年开始，野战医院逐步被上调到师或军一级。每个野战医院必须确保有一名主任医生（中校或上校），8到18名临床医生（上尉或少校），15到36名的助理医生（少尉或中尉），而且要有一个医疗管事（上校军需官），负责医疗补给与对外联络。
　　换言之，处于战地医疗中坚力量的师级野战医院中，其专业医生24人，而军一级为55人。之前由于设置单位碎小而导致的资源分散和凌乱，逐步得到了纠正。如果算上实习医生、药剂师与麻醉师，医生人数还将增加40%，官兵与医生比例将达到1万：33。
　　需要说明的，这些不过是字面上的数据，即便是优先级最高的德意志战场上，官兵与军医的比例也不过是1万：20，少了一半多。但在另一方面，法军的战地医院系统，依然是在欧洲各国军队中，无论是医疗技术、医院环境与医护配属比，最高或最好的。
　　以至于在战场上，联军一旦获得法军的医护人员就如珠似宝，不仅以对待贵族军官方式善待，还会竭力怂恿他们“叛逃己方”。
　　只不过，法国的军医官在德意志联军的战地医院里几乎无法适应。因为在德国人那边，不仅军医官的地位不高，很多高级军官对于现代医疗的认知，表现的非常愚昧无知。他们习惯性的认为祈祷神明上帝，比起手术医治更容易获救；
　　此外，配属军医官的医生助理或是实习医生，大都不是专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而是半路改行的，不仅理论知识欠缺，其实操能力更是非常差劲。很多时候，联军战地医院里的所谓医生，他们的医学常识甚至还不如法军野战医院中的一名普通护工。
　　更为糟糕的，联军医院在医疗器具，消毒设施，药品药物都非常短缺。所以，一等战事稍稍平息，法国-军医便要求重新回归法军。
　　至于军中的护士数量，通常是医生人数的1.5到2倍左右，由主任医生和医疗军需官共同负责。此外，宪兵队负责野战医院的安保工作。
　　不久之前，在拉雷军医官的积极建议下，一种称之为“飞行救护车”成功制造出来，并运用到战场上的医疗救护。
　　这种车辆是一种轻型、装有强力弹簧的封闭式马车，担架悬于车厢内。车厢的一侧可以完全打开，以便重伤者可以平躺着进出，无需调整。绷带和药物装在车厢的特殊隔间和侧包中。
　　拉雷曾建议给战场救护车队，配置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军需官，一名鼓手，24名步兵。如此以来，就能向伤员3小时或是12小时内提供外科手术，又能相对舒适地撤离伤亡人员。
　　然而上述建议，却遭遇总军医官佩尔西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给救护车队配属军官和士兵的方式，会赋予战地医生一种武装者的身份，更容易招致敌方士兵的故意侵害。
　　等到两位优秀军医官的激烈争论，传到安德鲁统帅的耳边时，第一执政也不得不直接下场干涉，平息这个敏感话题。
　　首先的，安德鲁接受了拉雷提出“飞行救护车”的建议，但车队配属的医生、救护员、马车夫与搬运工等，必须是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武装人员。通常状态下，所有人不得身穿军服（负责医院安保的宪兵除外），而必须身穿白大褂（医护人员），以及灰黑色外套（车夫和护工）。
　　此外，第一执政模仿马耳他岛上的军事医疗骑士团旗帜（红底白十字架），建议在救护车上插有一面醒目的白底红十字旗。此外，每一名出现于战场的医护人员，在他们左肩上的袖章，同样也是白底红十字的标识。
　　为此，安德鲁授予佩尔西上校代表法军统帅部，向德意志联军司令部与军医官们，发出了一份公开倡议：希望双方武装军事人员不要主动袭击，任何悬挂或是佩带有“红十字旗帜和袖章”，因为他们属于救治伤病员的车辆，以及救死扶伤的非武装人员。
　　在传统的野战医院里，外科医生将根据军衔大小来依次治疗伤员：军官首先治疗，接着是士兵，俘虏放在了最后。
　　数周前，闲不住的拉雷军医官再度向第一执政提出建议，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
　　作为军级野战医院负责人的拉雷医生清楚，那些受重伤的人，如果能在受伤之后的一小时内接受手术，将有很大的生存机会，因此他认为“那些受到重伤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照顾”。
　　在思索片刻，并征询了督政-府同僚与部长们的意见之后，安德鲁随即以第一执政官的身份，向战地总医院的负责人佩尔西上校，转发了拉雷军医官的“分诊”建议。
　　很多时候，穿越者怀疑佩尔西与拉雷二人属于“八字不合，天命相克”，一件小事都能闹得水火不容。不过，一贯惜才的执政官又不愿意处罚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他自己就充当了中间人。
　　回到拉雷军医官的建议上，安德鲁也强调在同等状况下，己方受伤官兵的优先救治原则。
　　另一方面，在佩尔西总军医官要求下，安德鲁否决了拉雷要求所有重伤员必须在1小时内实施手术的建议。因为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订过后的3到5小时，也是勉为其难。
　　此外在安德鲁看来，战壕里的糟糕环境，根本达不到实施手术的基本消毒标准，容易造成一次次的医疗灾难。
　　当年，安德鲁率部远征加泰罗尼亚期间，有数据统计证实，在非消毒环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术的官兵，其未来两周内的存活率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战场存活率更低），可伤员一旦转运到环境较好的野战医院实施手术，其存活率将提升到70%到80%。
　　不同于野战医院的流动性质，坐落于科布伦茨的后方综合医院建于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鲁执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科布伦茨综合医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兰斯医学院的重点实习基地。
　　事实上，科布伦茨战区总医院就是法兰西医学院巴黎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个翻版，包括外科、内科、骨科、康复医疗、药剂科、麻醉科、皮肤科、口腔科与五官科，甚至连普惠随军家属及周边居民的急诊科、妇产科、小儿科等，都应有尽有。
　　在建造格局上，总医院的所有房屋都是两边开窗，便于通风。而且医院内外、病房与手术室的卫生消毒也是严格实施。
　　与后方综合医院不同，野战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一座流动的“帐篷医院”。
　　得益于标准化的实施，野战医院的建设非常快，一般只需要一天时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装在一个个箱子里面，功能以每个箱子的颜色进行区分，绿色箱子代表门诊部，红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黄色箱子代表手术室。
　　至于上述物件的运输工具，除了传统的大帆布马车，如今更多的，则是在莱茵河及其众多支流，畅通无阻的蒸汽运输船。
　　野战医院的内部讲究卫生、穿戴，房间很少杂乱无章，从整齐排列的病床看的确能说明这点。一列病床有分隔的标记，表明是将病患者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分类。
　　至于病室大都宽敞明亮，空气流通，数量多却整整齐齐的病床分列两旁。室中间放置一桌一椅，供护士记录或操作时用。
　　当然，如果前线的战事过于频繁，必然会导致野战医院为了及时抢救更多伤员，不得不越来越靠近战场，导致医院的内外环境大打折扣。
　　1792年，对外战争爆发时，法国-军队约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和医疗助手4干名。其中约有8百名是外科医生。
　　然而，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水平也不高，随军外科医生抱怨药品、绷带和床位的缺乏。战争的头18个月，法军在战场上损失了600多名医生，另外还有很多失踪在革-命动乱中。
　　到1793年上半年，军队已拥有大约2750名内外科医生。但因为同年晚些时候军队规模的迅速扩展，救国委员会于8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18至40岁的内外科医生、医学生和药剂师都在服兵役范围内。而这一规定，延续到了安德鲁与督政-府时期。
　　只是在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忽然关闭了法国所有大学、学院和专科院校，也包括18个医学院和15个外科专科学校，因此阻碍了对更多军队医务人员的培养。
　　与此同时，为了随时有可替换的医生群体，国民公会在关闭医学院的同时，又特别批准在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土伦的军事医院里培训助理外科医师。其显然不会产生多少新医生。
　　相反的，任何对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被任命为军队外科医生，到1793年底，共和国军队的医生人数上升至4干人。虽说医学能力堪忧，好在这些军医官的实践机会多，只要自己不太笨或从内心抗拒，在经历多次失败的手术后，也能勉强成为一名军医。
　　等到热月政变，尤其是安德鲁执政开始，法国在1795年时，不仅重新恢复了18个医学院和15个外科专科学校，还在斯特拉斯堡、巴黎和蒙彼利埃设立三所国立卫生学校，三校每年可以培养七八百名医学生，主要以内科和护理为主。
　　在1796年的德意志战争重新开始之际，尽管熟练度还有待提高，服务于七十万法国-军队中的医务人员，包括内外科医生、助理外科医师、药剂师与职业护士，数量已经达到了可观的9干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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